新加坡的組屋計劃值得參考,很少其他的公共政策效果這樣好,它較為容易推行,又可以解開內地問題的死結。
新加坡脫離馬來亞獨立後早期,首先採用的一項行動是在1966年通過《土地徵用法案》(Land Acquisition Act) ,授權政府以公眾利益理由收地,不論市價和業主的買入價如何,一律立法規定對業主的補償,原以高於法定價格買入的物業只能蝕本賣給政府,有些物業由政府接受後,業主仍要清償買地貸款的餘額。此舉抹殺了物業加租的機會,但在新加坡立國初期也穩定了社會。
這實際上是搞土改,推翻舊地權。將私有的土地國有化,然後透過公營房屋計劃,重新分配給佔人口八成的中下層;說白了,也就是用社會主義來重新分配房地產。但新加坡聰明的是,保留了資本主義的市場制度,將公營房屋變成私產,公開租售。
中國幅員廣闊,經濟規模龐大,不同地區的差別更大。如果全國各地都有公營房屋市場,人口也就可以視乎個人需要和各省市經濟的變化,無障礙地在全國範圍內流動。
可以讓住戶選擇租用或購買公營房屋單位,並且在住滿一段時間,例如五或十年後,在公開市場上自由放租或放售;租賣的限制和交易課稅可免則免,盡可能活化市場。
國家可考慮在公營房屋的發展成本和地價上,對所有住戶提供津貼,而由中央和地方分擔,單位餘下的成本由住戶自付,但租金或售價應定在大多數人可負擔的水平。中央、地方、住戶三方各自分擔多少,相信是最迫切的政策問題。
公營房屋的開發成本可透過銀行融資,待住戶購買單位申請按揭時,再回收部分。這些單位獲國家可觀的津貼,是銀行的優質資產,證券化後可出售給投資基金和保險公司;這反過來可以促進金融體系的成長和發展。
中國經濟若繼續向好,城市的地價會繼續上漲。物業是一家人最可靠的資產,各成員成家立室、退休養老、培育後代最重要的儲備。全國性的公營房屋計劃有助於壯大中產階級,透過後者來促進消費。正如上述,消費至今在經濟成長中只起到次要作用,大有發揮的餘地。
假以時日,公營房屋可望逐步取代至今仍然舉足輕重的機關和企業宿舍,形成全國性的本地房屋市場。
分配公正 成敗關鍵
讓廣大的中產階級擁有物業而「自重」,可以為城市的工業化形成穩定的政治環境。過去近一百五十年歐洲和北美的經驗,確實顯示城市在工業化過程中可能出現衝突,但當引入社會保險和保障,市場震盪對工人生計的衝擊減少,工業衝突就會消退。因此,公營房屋會成為迅速而有效地穩定社會的機制。
分配公營房屋是否公正,是計劃成敗的關鍵。由於津貼額大,界定受惠資格時如何取捨,執行時又是否公平,社會上必定有不同的意見。分配時不但要公平公正,而且要讓人民看到整個過程。處理得好可以大大增加政府的公信力,處理不善會激發民怨。公開抽簽是可行的方法之一。
新加坡用一個計劃統籌所有的公營房屋,香港則相反,公營房屋種類繁多;視乎時代和輿情,先後推出多種不同對象的計劃,有些要審查申請人的資產,有些不需要,但公營房屋整體來說缺少新加坡的氣魄。更重要的是,未能活化市場機制,讓住戶自由在市場上放租放售單位,以致四十年下來,計劃日漸僵化,與遽變的社會和經濟脫節。
新加坡組屋是社會主義的商品房制度,住戶以國民而自豪、以業主而自傲、以國家持份者自居,與社會的繁榮休戚與共。
不過,香港採用雙軌制,53%的人口住在資本主義的私人樓宇裏,餘下的47%入住中央計劃式的非市場房屋。這無形中將市民分化為有產與無產,製造社會問題,造成很多深層次矛盾。先後的各屆政府本着好心,想中下層市民得以安居,但忽略了政策長遠的後果,造成分化,弄巧反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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