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改由於要符合中國特色的民主,改起來特別難,一個大概共識是維繫老體制的既得利益太頑固。這個說法當然有道理。瀏覽香港最近的學生抗爭新聞,還有警察的暴力執法和香港政府的冷漠處理方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你或者可以說香港比過去已經民主了很多,但民主得很不健康,到處可見獨專政,議會內、政府內部也可見病態叢生。
現在的站在訴求的最前線的年輕人,他們是社會的主體,他們對體制、政策以及自己所處環境的評價,有不同於上一代人的新參照系,也有他們對理想公義社會更高的預期。他們對社會公正、對現代文明、民主的標尺是不是比過去更高了一點,對改革不到位帶來的負面現象覺得更不可容忍?當權者不能動不動就講以前的假民主怎麼樣,更不能事事講要先了解中國國情,不能走得太快太急,有票要左先,老靠「憶苦思甜」來維繫人們的滿意度。
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對自己社會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還要要和正在成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刻意把改革拖慢,跟不上年輕一代人對社會的期望,一定會出問題,會讓失望情緒彌漫,那就無從動員一代代人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很多制度性的變量改得太慢或不到位,會激發越來越多的法外行為、法外現象。很多事情在法律上說是一套、人們實際上另做一套,不少人在法內框框人得不到正義,就被迫在法外的世界裡爭取。看到這類現象,不是因為我們的巿民不尊重法律,而是那法律定得不合理。
法外世界本就很熱鬧,到處都是「中國式過馬路」,這個不讓步,那個不許談,這似乎忘了一條大道理,那就是要讓絶大多數人的絶大多數行為在合法的框架裡進行。在一個變化很快的社會,改革要提升制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為,把他人與社會無什損害的法外活動,盡可能地納入法內框架,否則越來越多人另起爐灶,「不和你玩了」,那才是叫最大的制度失敗。改革本來就難,站在當下這個時點,改起來更難,但拖延改革絶不是出路,要和越來越年輕的社會主體的期望值賽跑,並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動和建議,吸納到體制裡來,要沒有跑贏他們的決心,後面的麻煩就在大了。
看見過去幾個月,尤其是過去一星期香港的環境,心情當然沮喪,加上市場正在反映社會運動加劇,導致各種後果的可能性,股價普遍受壓,思想自然容易趨向極端悲觀。在這種無法估算的環境,結業潮難以避免,大企業即使財政穩健,唇亡齒寒下,盈利前景已無復舊觀。風雨飄搖的日子,小人物還是緊守崗位,避免過度情緒化。
今年至今的恒指回報為1.9%, 投資組合回報24.8%(十一月至今港股29.37-->27.64 %,A股21.77-->22.79%,美股20.00-->21.79%)。組合的美股成績終於在港股低迷的時候再次撐住,再次引證分散投資的好處。
展望未來,分辨資訊的框架,分別有類:「已知的已知」(known knowns)、「已知的未知」(known unknowns)、「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和「未知的已知」(unknown knowns)。在投資領域,「已知的已知」早在價格中反映,「未知的未知」則不可預料,故也沒可能事先反映。「未知的已知」就是確認偏誤,即面對證據投資者也選擇不予理會。剩下的「已知的未知」,則是最為投資者討厭的不確定性。不確定的監管風險、訴訟風險、債務再融資風險,都會令市場大倒胃口,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多數投資者都會選擇迴避。
然而投資者心理壓力的來源,並非來自壞消息、壞結果本身,而是等待的過程。即使最終出現最壞情況,確認投資者想像中最惡劣的一幕,壓力反不及之前等待時大。這現象在投資以外的現實世界,早已屢次被證實。根據多項研究,不論是驗身報告還是考試成績,等待者因等候產生的壓力,大於實際結果,即使最終出現預期中最壞情況,壓力亦未及等待的時刻。
但到結果為市場所知,成為「已知的已知」,市場會發現對「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不確定性」比「確實出現最壞情況」過度反應了。
對敢於逆市而行的投資者,可以是不錯的機會。而這類機會的一個優點,是不確定性遲早過去,安排交易時限較為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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