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疫情率先進入穩定期，經濟亦開始恢復，表面上比美國、歐洲有優勢，不少人估計，這場世紀大疫症，可能會觸發全球權力洗牌：三大經濟引擎中，歐洲是重災區，美國面臨經濟衰退，中國卻能一枝獨秀。
中國經濟於四五年前開始明顯下行，再加上中美貿易戰的衝擊，許多國際公司已撤走生產線，而民營企業缺乏安全感，財富往外逃，政府債台高築。這個大背景下，中國產能過剩嚴重，投資中國的前景不佳。同時間，中國抛出「一帶一路」，開始出現「國進民退」的勢頭，民企的固定資產投資佔比不斷被國企擠壓，加上反全球化、去中國化成為疫後新秩序，中國恐怕要付出最大的代價。民企是經濟活力的主要來源，創造九成新工作崗位、提供八成城鎮就業。4月份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6.0%，這是一個很大的警號。內地經濟數據很多是不可信的，這麼多年失業率總是4%，這是很不真實的。現在失業率去到6%，這是一個big step（＋50%），說明實際的失業情況很嚴重。而且在中國要解僱員工比美國困難很多，因此中國的失業狀況會往後推遲幾個月。
巿場判斷批評中央的救市政策錯位，對中小企業支持不足。內地決策者習慣透過投資基建來穩住經濟，例如建樓、橋、地鐵、高速公跑，以及最新的5G網絡等高科技基建，這些都跟中小企業無關。和2008年時不同，當時中國的製造業還在上升，房地產還有刺激的空間，相比美國和歐洲，中國也有更多調控經濟的手段。但是這次跟08年不一樣，境外熱錢再多，也似乎不想跑向中國。這從上證和標普的多年來和疫情過後的走勢可知一二。
港版國安法由中央直接壓到香港，地綠政治變化等因素，亞太區以至是香港的未來旳不確定性增加了，使得香港未來的前景難再出現2003年之後的快速增長。現代貨幣理論由中美兩國掀起頭蓋，令到世界各國的財富比現金融化、貨幣化的情況，金融資產對比GDP不斷增加，這意味著，錢到處都是，錢愈來愈不值錢，名義利率難以高，實際負利率的貨幣政策早已存在多年，變相是鼓勵大家借錢、花錢而非存錢，以激活經濟。如果經濟增長動力低，賺錢機會少、投資風險高，則可能出現像歐洲和日本那樣的負名義利率。
負利率的本質是「刧貧濟富」，把老百姓一部份的財富轉移給政府、銀行和不同企業，如果經濟長期臨近通縮邊綠，亦只有出此「下策」。中國剛把多年來行以有效的經濟增長目標去除，代表房地產、基建、城鎮化等原有的增長引擎已經耗盡，單靠發展內部需求，在中美展開新冷戰時代變得不足以令經濟再起飛。
一場由下而上的深化改革多年來都在蘊釀但又同時被壓抑中。
壓抑中的香港顯得額外壓抑，改革中的世界是一個動態搏弈。要素之一為強者在賽局中要保留給弱者一些可以生存的空間，以避免弱者退出棋局，或做出意外的極端舉動，更重要的是，每場賽局中的勝利主要建立在自己本身的獲益程度，而不是建立在對手失敗的基礎上，有時慘勝也是失敗。
經典的「囚徒困境」到底應該選擇哪一項策略，才能將自己個人的刑期縮至最短？二人面對的情況一樣，所以二人的理性思考都會得出相同的結論——選擇背叛。背叛是兩種策略之中的支配性策略。因此，這場博弈中唯一可能達到的納什均衡，就是雙方參與者都背叛對方，結果二人同樣服刑5年。但如以全體利益而言，二人都合作保持沉默，兩人都會被判刑半年，總體利益更高。但如果二人均為理性的個人，且只追求自己個人利益。均衡狀況會是兩個囚徒都選擇背叛，結果二人判監均比合作為高，總體利益較合作為低。這就是“困境”所在。非零和博弈中，Pareto Equilibrium 和Nash Equilibrium是互相衝突的，世界就是存在兩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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