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報的肥佬黎決心改變報業，不知道最終誰勝誰負，但我覺得動新聞的確令人對壹傳媒有想像的空間。
壹傳媒（282）旗下免費報紙《爽報》昨天面世，市場憂慮報業競爭加劇，報業股全線下挫。《爽報》不惜工本，市場擔心它與同系報紙、作為集團盈利主力的《蘋果日報》互撼，拖累壹傳媒股價跌了6.7%，收報0.83元。
《蘋果》去年收入11億元，佔壹傳媒本港收入56%。《爽報》未來一年需投入龐大推廣及印刷成本，或帶來資金壓力。自上月初傳出籌辦《爽報》以來，壹傳媒累跌24%。
其他報業股亦受壓，東方報業（018）旗下兩份報紙昨天開始減價，股價跌6.7%，收報0.83元。擁有《頭條日報》及《The Standard》兩份免費報的星島集團（1105）跌1.6%，收報1.2元。經濟日報（423）跌3%，收報2.62元。
2011年9月20日 星期二
天地唯情:林奮強
林奮強：唔「做大個批」 香港會「骾死」
林奮強過去多次被選為最佳分析員，有「樓神」之稱。不過，早前毅然辭去高薪厚職的瑞銀環球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離開金融界，他坦言「香港有個好難得嘅增長機會，其實只需做多少少嘢就得，但就係偏偏無去做。」於是他便自告奮勇，自資成立非牟利、非政治的獨立研究組織「香港黃金五十」(HKGolden50)，討論香港如何把握未來5年的發展。
誰說香港未來沒有機遇？他表示對香港未來充滿信心，香港亦將踏入盛衰關鍵的「黃金五年」，他認為任何行業都可得到充分發展，港人只需齊心「做大個批」，擺在年輕一代面前的機遇更勝六、七十年代。不過他也提醒，機會一瞬即逝，若不及時發展，只會後悔莫及，猶如「骾死」，香港或眼白白目送機會流向新加坡及上海等區內對手。
看他為了他的ｍｉｓｓｉｏｎ這麼落力，年青力壯的我實在有點慚愧，反而更覺得霍韜晦教授所說的無情人把現代人，包括我，描述得十分實在：
人最渴望的是情，但最欠缺的也是情。
生命的秘密，從最起始的要求上說，是生存。生存的壓力，自他呱呱墮地的一天起，便從未停止過。為了生存，他要找尋食物、找尋居所；他要與人相處，獲得別人的支持；他要學習，贏得一個認可的資格，以便在社會上立足；他要賺錢、累積財富，使生存不要再有後顧之憂……總之，他一生的努力，都是應付這一要求。心理學家把這一要求稱作安全感。這是人的第一需要，但很可能也是他終極的需要。
在安全感之下，其他的要求都顯得不重要了。例如，人希望被欣賞，被信任；人希望可以發揮自己的才幹，不致被埋沒。但是，若要冒險，若要放下眼前的安逸，許多人不一定有勇氣接受挑戰，寧願窩囊一點算了。
為了逃避承擔新的責任，人會替自己製造美麗的藉口：說自己性格淡泊，甘於寂寞，不願爭名逐利云云。其實是自己沒有鬥志、沒有理想，也沒有信心。他的生命已萎縮，他需要作光榮的撤退。
難怪當代社會心理學家弗洛姆（E. Fromm）把這稱為「逃避自由」。現代人就是不知珍貴自己的機會，反而輕輕放棄。為甚麼？就是因為怕辛苦、不安全。為了安全，他寧願躲起來，日子馬馬虎虎算了。
人若如此生活，一定很無奈。不但缺少衝擊，缺少磨練，更重要的是：情無處寄。那種苦悶，讓你窒息；直至有一天你忍受不了要爆炸為止。這也就是現代人為甚麼常常把感情浪擲的原因：說到底只不過是在苦悶的生活中尋求發洩罷了，既不健康，亦不可喜。
於是，現代社會成為一個無情之地：沒有任何東西你會覺得重要，也沒有任何人你會願意為他付出。一切都是那麼平凡，一切都是那麼刻板。街道上人來人往，公司裏各自工作，而你始終孤獨。
人不相干。偶爾，你想對人表達一些關心，但你會發覺：話題竟然是那麼表面，三兩句話就完。沒有共同感受，也不可能有共同感受。我們只有工作，被工作肢解。
人的內心雖然有呼聲，但喊不出，因為你不容易遇到共話的人。
人為甚麼這樣狹隘？人為甚麼不能開放自己？除了性格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社會的原因。社會冷漠，生活無情，已成為習慣。現代人表面獨立，甚麼都要由自己決定，實質上脆弱。人人都不想承擔責任。然而，西方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既講人權，又講平等，社會上一大堆遊戲規則，你必須參與。法律固然繁瑣化，連衣食住行，消費購物，都要面對大量規條，更不要說買賣投資、操作管理了。據說，訂立那麼多的規則是為了保護你自己，其實是白白增加人類的負擔。這也就是說，人類社會互不信任的程度已達至空前嚴重。從前我們懂得尊重承諾，以心相處，但今天我們卻要靠文件保護。安全似乎是有據了，但卻失落了人心中最寶貴的東西。西方社會崇尚法治，但正如司馬遷所說「嚴而少恩」，只「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史記》〈太史公自序〉）。這是歷史的智慧，中國人經歷了很大的痛苦才獲得，現代人為甚麼反而走回頭路呢？
情是付出，情是關注，情是感通
人與人之間若無信任，便無情可言。人與人之間若只有利害，只有計算，只有得失，更不可能產生情。情是付出，情是關注，情是感通，情是無私，所以真情不會從私利出發，口口聲聲問自己得到甚麼？情一旦落在計算中，結果一定很悽慘，任何人都輸不起。
然而，就是因為人有求安全的本能，這本能使人日日夜夜保持警惕，保護自己。他很怕自己受損害，受欺騙。愈怕，他會把自己的門關得愈緊，最終必形成封閉。他甚至不能傾聽別人批評他的話，他亦不接受別人對他的關懷。他以為自己追求清靜，其實是對所有人都沒有信心。西方的自由主義說得好，是確立自我的尊嚴；說得不好，是使人人墮陷，空有自我的假象，實質上十分脆弱，只有靠法律上的人權來保護他自己。但法律能保護他甚麼呢？當他內心虛弱的時候。
他只有以封閉來抵抗外力，以孤獨來獲取安全。最後人愈孤獨會愈恐懼，在這時候即使你對他傾注無限的熱情，他也不能接受。遲了。
生命因情的推動才有光輝
人到這一步其實是違反了生命的最深要求。人與其說是求安全，不如說是求成長。安全是動物性的、生理性的，成長才是生命的、精神的。人若只求安全，一定提升不了自己，一定很委屈。我認為這有違生命的本質。生命是「生」，是「長」，那就一定要發揮自己的潛能，進而在空無中創造，這才是自己的貢獻。這一方面是動力因的自我蘊藏，另一方面也是生命空間的不斷開拓。唯有行出第一步的人，才可以行出第二步。所以必歸於自我成長的體會，有成果才是慰安。
從這個地方說，有情的人才有行動，有情的人才不會妥協，有情的人才能貫徹始終。因為情是不忍、情是動力、情是生命之本質，生命因情的推動才有光輝。
其實何只生命的秘密在情，宇宙的秘密亦在情，所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來則暑往，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天地無私，常與善人，由此可悟天地神明之德。只有放下自我，才能成全別人，成全天地。若以自己受損為缺陷，那便立即封閉在自己的個人世界中，而構成個人的痛苦了。所以只有把情感的世界開闊，眼光看到別人，看到社會，看到歷史文化的影響，你才能開發出你生命的潛能。只有善於體會天地之情者方能過關，方能成長。
林奮強過去多次被選為最佳分析員，有「樓神」之稱。不過，早前毅然辭去高薪厚職的瑞銀環球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離開金融界，他坦言「香港有個好難得嘅增長機會，其實只需做多少少嘢就得，但就係偏偏無去做。」於是他便自告奮勇，自資成立非牟利、非政治的獨立研究組織「香港黃金五十」(HKGolden50)，討論香港如何把握未來5年的發展。
誰說香港未來沒有機遇？他表示對香港未來充滿信心，香港亦將踏入盛衰關鍵的「黃金五年」，他認為任何行業都可得到充分發展，港人只需齊心「做大個批」，擺在年輕一代面前的機遇更勝六、七十年代。不過他也提醒，機會一瞬即逝，若不及時發展，只會後悔莫及，猶如「骾死」，香港或眼白白目送機會流向新加坡及上海等區內對手。
看他為了他的ｍｉｓｓｉｏｎ這麼落力，年青力壯的我實在有點慚愧，反而更覺得霍韜晦教授所說的無情人把現代人，包括我，描述得十分實在：
人最渴望的是情，但最欠缺的也是情。
生命的秘密，從最起始的要求上說，是生存。生存的壓力，自他呱呱墮地的一天起，便從未停止過。為了生存，他要找尋食物、找尋居所；他要與人相處，獲得別人的支持；他要學習，贏得一個認可的資格，以便在社會上立足；他要賺錢、累積財富，使生存不要再有後顧之憂……總之，他一生的努力，都是應付這一要求。心理學家把這一要求稱作安全感。這是人的第一需要，但很可能也是他終極的需要。
在安全感之下，其他的要求都顯得不重要了。例如，人希望被欣賞，被信任；人希望可以發揮自己的才幹，不致被埋沒。但是，若要冒險，若要放下眼前的安逸，許多人不一定有勇氣接受挑戰，寧願窩囊一點算了。
為了逃避承擔新的責任，人會替自己製造美麗的藉口：說自己性格淡泊，甘於寂寞，不願爭名逐利云云。其實是自己沒有鬥志、沒有理想，也沒有信心。他的生命已萎縮，他需要作光榮的撤退。
難怪當代社會心理學家弗洛姆（E. Fromm）把這稱為「逃避自由」。現代人就是不知珍貴自己的機會，反而輕輕放棄。為甚麼？就是因為怕辛苦、不安全。為了安全，他寧願躲起來，日子馬馬虎虎算了。
人若如此生活，一定很無奈。不但缺少衝擊，缺少磨練，更重要的是：情無處寄。那種苦悶，讓你窒息；直至有一天你忍受不了要爆炸為止。這也就是現代人為甚麼常常把感情浪擲的原因：說到底只不過是在苦悶的生活中尋求發洩罷了，既不健康，亦不可喜。
於是，現代社會成為一個無情之地：沒有任何東西你會覺得重要，也沒有任何人你會願意為他付出。一切都是那麼平凡，一切都是那麼刻板。街道上人來人往，公司裏各自工作，而你始終孤獨。
人不相干。偶爾，你想對人表達一些關心，但你會發覺：話題竟然是那麼表面，三兩句話就完。沒有共同感受，也不可能有共同感受。我們只有工作，被工作肢解。
人的內心雖然有呼聲，但喊不出，因為你不容易遇到共話的人。
人為甚麼這樣狹隘？人為甚麼不能開放自己？除了性格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社會的原因。社會冷漠，生活無情，已成為習慣。現代人表面獨立，甚麼都要由自己決定，實質上脆弱。人人都不想承擔責任。然而，西方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既講人權，又講平等，社會上一大堆遊戲規則，你必須參與。法律固然繁瑣化，連衣食住行，消費購物，都要面對大量規條，更不要說買賣投資、操作管理了。據說，訂立那麼多的規則是為了保護你自己，其實是白白增加人類的負擔。這也就是說，人類社會互不信任的程度已達至空前嚴重。從前我們懂得尊重承諾，以心相處，但今天我們卻要靠文件保護。安全似乎是有據了，但卻失落了人心中最寶貴的東西。西方社會崇尚法治，但正如司馬遷所說「嚴而少恩」，只「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史記》〈太史公自序〉）。這是歷史的智慧，中國人經歷了很大的痛苦才獲得，現代人為甚麼反而走回頭路呢？
情是付出，情是關注，情是感通
人與人之間若無信任，便無情可言。人與人之間若只有利害，只有計算，只有得失，更不可能產生情。情是付出，情是關注，情是感通，情是無私，所以真情不會從私利出發，口口聲聲問自己得到甚麼？情一旦落在計算中，結果一定很悽慘，任何人都輸不起。
然而，就是因為人有求安全的本能，這本能使人日日夜夜保持警惕，保護自己。他很怕自己受損害，受欺騙。愈怕，他會把自己的門關得愈緊，最終必形成封閉。他甚至不能傾聽別人批評他的話，他亦不接受別人對他的關懷。他以為自己追求清靜，其實是對所有人都沒有信心。西方的自由主義說得好，是確立自我的尊嚴；說得不好，是使人人墮陷，空有自我的假象，實質上十分脆弱，只有靠法律上的人權來保護他自己。但法律能保護他甚麼呢？當他內心虛弱的時候。
他只有以封閉來抵抗外力，以孤獨來獲取安全。最後人愈孤獨會愈恐懼，在這時候即使你對他傾注無限的熱情，他也不能接受。遲了。
生命因情的推動才有光輝
人到這一步其實是違反了生命的最深要求。人與其說是求安全，不如說是求成長。安全是動物性的、生理性的，成長才是生命的、精神的。人若只求安全，一定提升不了自己，一定很委屈。我認為這有違生命的本質。生命是「生」，是「長」，那就一定要發揮自己的潛能，進而在空無中創造，這才是自己的貢獻。這一方面是動力因的自我蘊藏，另一方面也是生命空間的不斷開拓。唯有行出第一步的人，才可以行出第二步。所以必歸於自我成長的體會，有成果才是慰安。
從這個地方說，有情的人才有行動，有情的人才不會妥協，有情的人才能貫徹始終。因為情是不忍、情是動力、情是生命之本質，生命因情的推動才有光輝。
其實何只生命的秘密在情，宇宙的秘密亦在情，所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來則暑往，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天地無私，常與善人，由此可悟天地神明之德。只有放下自我，才能成全別人，成全天地。若以自己受損為缺陷，那便立即封閉在自己的個人世界中，而構成個人的痛苦了。所以只有把情感的世界開闊，眼光看到別人，看到社會，看到歷史文化的影響，你才能開發出你生命的潛能。只有善於體會天地之情者方能過關，方能成長。
2011年9月17日 星期六
實現最大化長期增長
昨天索羅斯的喊話，最近股市經濟的反反覆覆，簡直是讓一眾經濟學家煩死了，好像以前讀的東西都可以束之高閣了;還好有歐洲央行特里謝最近晚餐宴會的一篇講辭, 有讓我們回到學生時代的感覺，事實上，宏觀經濟學家一直最希望的，就是找到那實現最大化長期增長的方程式。只是那方程式真的存在嗎?
......"毕竟，随便翻开一本有关增长理论的教科书就会发现，里面很少提及通货膨胀或货币政策。长期范围内的货币政策基本都被认为应该是中性的。
的确，通货膨胀在根本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反过来，增长在根本上则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尤其反映了科技、教育和培训、资本积累以及制度质量等方面的因素。
然而，货币政策机构在支持长期可持续增长方面可以并已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我发现，在货币政策决策理论和实践，与强调健全/恰当制度作用的现代增长分析理论的形成之间，有两条平行线存在。
但实现高速可持续增长是很容易激励的。在论及各国经济增长差异的问题时，经济学家卢卡斯1988年有一句著名的评论：这些涉及人类福祉，其后果十分惊人，一旦人们开始思考，就很难再思考别的。
是什么驱动了长期增长？
事实上，增长理论已取得了很大进步——这一点很像中央银行。
经济学家索洛（Solow）在上世纪50年代末研究得出的观点曾让人吃惊：第一，平滑要素可替代性能让我们摆脱哈罗德—多玛（Harrod-Domar）描述的“繁荣—萧条”周期。这为我们对可持续增长进行恰当分析铺平了道路；第二，增长不仅受到生产要素累积的推动，也受到技术进步的推动。
从根本上说，科技进步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也是国际经济表现差异的重要原因，当然人口结构的差异也非常重要。较高水平的技术创新可以提高产出，降低失业构成中非通胀因素所占比例。
但什么是技术变革？打破技术进步的索洛谜团后，我们收获了如边干边学的理论，例如产品品种和质量研发的影响等。后一类型的理论得到保罗•罗默(Paul Romer)对“思想无竞争”的反思的支持。
这一概念并非首次出现，1813年，托马斯•杰斐逊致艾萨克•麦弗逊(Isaac McPherson)的信对这一概念表达得很清楚。所有这一切的本质内容都是，开放、活力的经济体之间的知识溢出能让所有人受益。增长理论的新发展包含了政策处方就不奇怪了。
一项较新但同属一类的研究提出了以下观点：经济与技术前沿的接近程度，其制度是否促进向该前沿的靠拢，乃是经济增长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实际上，通过实施（或转向）前沿技术，落后的国家能够从中受益。但前沿经济体，或希望位于前沿的经济体，应越来越多地偏向于创新而非模仿。
像许多接近欧洲政策的理论一样，我认为上述观点也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框架。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经济体在生产力和技术方面均在大步追赶前沿水平，今天在许多领域已成为领导者，在技术创新应用于生产过程方面尤为如此。但这其中仍然有巨大的潜力可挖，来改革我们的经济，提高其增长潜力和就业机会创造。"
......"毕竟，随便翻开一本有关增长理论的教科书就会发现，里面很少提及通货膨胀或货币政策。长期范围内的货币政策基本都被认为应该是中性的。
的确，通货膨胀在根本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反过来，增长在根本上则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尤其反映了科技、教育和培训、资本积累以及制度质量等方面的因素。
然而，货币政策机构在支持长期可持续增长方面可以并已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我发现，在货币政策决策理论和实践，与强调健全/恰当制度作用的现代增长分析理论的形成之间，有两条平行线存在。
但实现高速可持续增长是很容易激励的。在论及各国经济增长差异的问题时，经济学家卢卡斯1988年有一句著名的评论：这些涉及人类福祉，其后果十分惊人，一旦人们开始思考，就很难再思考别的。
是什么驱动了长期增长？
事实上，增长理论已取得了很大进步——这一点很像中央银行。
经济学家索洛（Solow）在上世纪50年代末研究得出的观点曾让人吃惊：第一，平滑要素可替代性能让我们摆脱哈罗德—多玛（Harrod-Domar）描述的“繁荣—萧条”周期。这为我们对可持续增长进行恰当分析铺平了道路；第二，增长不仅受到生产要素累积的推动，也受到技术进步的推动。
从根本上说，科技进步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也是国际经济表现差异的重要原因，当然人口结构的差异也非常重要。较高水平的技术创新可以提高产出，降低失业构成中非通胀因素所占比例。
但什么是技术变革？打破技术进步的索洛谜团后，我们收获了如边干边学的理论，例如产品品种和质量研发的影响等。后一类型的理论得到保罗•罗默(Paul Romer)对“思想无竞争”的反思的支持。
这一概念并非首次出现，1813年，托马斯•杰斐逊致艾萨克•麦弗逊(Isaac McPherson)的信对这一概念表达得很清楚。所有这一切的本质内容都是，开放、活力的经济体之间的知识溢出能让所有人受益。增长理论的新发展包含了政策处方就不奇怪了。
一项较新但同属一类的研究提出了以下观点：经济与技术前沿的接近程度，其制度是否促进向该前沿的靠拢，乃是经济增长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实际上，通过实施（或转向）前沿技术，落后的国家能够从中受益。但前沿经济体，或希望位于前沿的经济体，应越来越多地偏向于创新而非模仿。
像许多接近欧洲政策的理论一样，我认为上述观点也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框架。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经济体在生产力和技术方面均在大步追赶前沿水平，今天在许多领域已成为领导者，在技术创新应用于生产过程方面尤为如此。但这其中仍然有巨大的潜力可挖，来改革我们的经济，提高其增长潜力和就业机会创造。"
2011年9月16日 星期五
Does the Euro Have a Future?
......"To resolve a crisis in which the impossible becomes possible it is necessary to think about the unthinkable. To start with, it is imperative to prepare for the possibility of default and defection from the eurozone in the case of Greece, Portugal, and perhaps Ireland. To prevent a financial meltdown, four sets of measures would have to be taken. First, bank deposits have to be protected. If a euro deposited in a Greek bank would be lost to the depositor, a euro deposited in an Italian bank would then be worth less than one in a German or Dutch bank and there would be a run on the banks of other deficit countries. Second, some banks in the defaulting countries have to be kept functioning in order to keep the economy from breaking down. Third, the European banking system would have to be recapitalized and put under European, as distinct from national, supervision. Fourth, the government bonds of the other deficit countries would have to be protected from contagion. The last two requirements would apply even if no country defaults.
All this would cost money. Under existing arrangements no more money is to be found and no new arrangements are allowed by the German Constitutional Court decision without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Bundestag.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but to give birth to the missing ingredient: a European treasury with the power to tax and therefore to borrow. This would require a new treaty, transforming the EFSF into a full-fledged treasury.
That would presuppose a radical change of heart, particularly in Germany. The German public still thinks that it has a choice about whether to support the euro or to abandon it. That is a mistake. The euro exists and the assets and liabilities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re so intermingled on the basis of a common currency that a breakdown of the euro would cause a meltdown beyond the capacity of the authorities to contain. The longer it takes for the German public to realize this, the heavier the price they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have to pay.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German public can be convinced of this argument. Angela Merkel may not be able to persuade her own coalition, but she could rely on the opposition. Having resolved the euro crisis, she would have less to fear from the next elections.
The fact that arrangements are made for the possible default or defection of three small countries does not mean that those countries would be abandoned. On the contrary, the possibility of an orderly default—paid for by the other eurozone countries and the IMF—would offer Greece and Portugal policy choices. Moreover, it would end the vicious cycle now threatening all of the eurozone’s deficit countries whereby austerity weakens their growth prospects, leading investors to demand prohibitively high interest rates and thus forcing their governments to cut spending further.
Leaving the euro would make it easier for them to regain competitiveness; but if they are willing to make the necessary sacrifices they could also stay in. In both cases, the EFSF would protect bank deposits and the IMF would help to recapitalize the banking system. That would help these countries to escape from the trap in which they currently find themselves. It would be against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allow these countries to collapse and drag down the global banking system with them.
It is not for me to spell out the details of the new treaty; that has to be decided by the member countries. But the discussions ought to start right away because even under extreme pressure they will take a long time to conclude. Once the principle of setting up a European Treasury is agreed upon, the European Council could authorize the ECB to step into the breach, indemnifying the ECB in advance against risks to its solvency. That is the only way to fores tall a possible financial meltdown and another Great Depression."
- George Soros
All this would cost money. Under existing arrangements no more money is to be found and no new arrangements are allowed by the German Constitutional Court decision without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Bundestag.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but to give birth to the missing ingredient: a European treasury with the power to tax and therefore to borrow. This would require a new treaty, transforming the EFSF into a full-fledged treasury.
That would presuppose a radical change of heart, particularly in Germany. The German public still thinks that it has a choice about whether to support the euro or to abandon it. That is a mistake. The euro exists and the assets and liabilities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re so intermingled on the basis of a common currency that a breakdown of the euro would cause a meltdown beyond the capacity of the authorities to contain. The longer it takes for the German public to realize this, the heavier the price they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have to pay.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German public can be convinced of this argument. Angela Merkel may not be able to persuade her own coalition, but she could rely on the opposition. Having resolved the euro crisis, she would have less to fear from the next elections.
The fact that arrangements are made for the possible default or defection of three small countries does not mean that those countries would be abandoned. On the contrary, the possibility of an orderly default—paid for by the other eurozone countries and the IMF—would offer Greece and Portugal policy choices. Moreover, it would end the vicious cycle now threatening all of the eurozone’s deficit countries whereby austerity weakens their growth prospects, leading investors to demand prohibitively high interest rates and thus forcing their governments to cut spending further.
Leaving the euro would make it easier for them to regain competitiveness; but if they are willing to make the necessary sacrifices they could also stay in. In both cases, the EFSF would protect bank deposits and the IMF would help to recapitalize the banking system. That would help these countries to escape from the trap in which they currently find themselves. It would be against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allow these countries to collapse and drag down the global banking system with them.
It is not for me to spell out the details of the new treaty; that has to be decided by the member countries. But the discussions ought to start right away because even under extreme pressure they will take a long time to conclude. Once the principle of setting up a European Treasury is agreed upon, the European Council could authorize the ECB to step into the breach, indemnifying the ECB in advance against risks to its solvency. That is the only way to fores tall a possible financial meltdown and another Great Depression."
- George Soros
2011年9月4日 星期日
沒有東西比飢餓更加令人專注
一個成功的「國際都會」要有效率地運作，需要一系列高質素的配套服務；這包括一個高效、快捷的醫療體系和一套優良的教育制度，為經濟增長提供所需人才。我們認為現時香港的醫療和教育系統都已經不敷應用，我們應該增加公共和私人的醫療設施，培訓更多本地醫生以及招聘海外合資格醫生，亦應該加強培訓商業人才以及增建國際學校，以應付日益殷切的需求。
香港必須建立與內地企業的網絡，並吸引他們來香港設立公司。過去數十年我們已擁有與內地企業相當全面的聯繫，在這個基礎上快速增長的空間不大。但我們不應忘記，內地仍有很多企業不了解香港作為服務業中心的能耐，這為我們的發展提供了很大的潛力。當這些企業在香港建立業務，亦會同時引進內地相關的網絡與知識，深化兩地經濟融合。隨著世界經濟重心西向東移，與內地的緊密聯繫將會成為香港在國際市場上的一大賣點。
本地大學應招收更多內地學生，有需要時更應給予他們永久居民身份以作誘因。他們在內地的經驗和網絡對本地人才發展帶來一大助力，同時也能舒緩香港勞動力嚴重不足的問題。
我們現在將評估一下我們對香港黃金五年的期望到底是否現實。香港黃金五十相信，假如我們要充分發揮香港潛能，有五大元素是不可或缺的：
（ 一）商機 —— 在黃金五年內我們不乏商機，投資推廣署的報告便是最佳佐證。
（ 二）私人資金 —— 本地儲蓄和外來的投資都為香港提供了穩定的資金。最近，香港剛剛成為世界上首三大的外地直接投資目的地，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 三）人才 —— 我們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是教育程度最高的一群，加上曾經在海外生活和工作的內地人才，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專業人士，香港實在不缺「腦力」。
（ 四）公共資金 —— 黃金五年帶來的商機加上借貸成本低廉，將會在未來數年帶來可觀的利得稅與地價收入。我們預料，即使我們著力推動公共投資，也未必要動用我們的財政儲備。要緊緊把握黃金五年的機遇，關鍵是香港需要大幅增加服務業相關的基礎建設。香港作為一個成熟的經濟體系，現正經歷第二次高增長，因此我們需要更多醫院、學校、辦公室、購物中心、商業大廈、道路、酒店和旅遊景點配合旅客需求—— 任何新投資都可以輕易回本，獲取可觀回報。美國長時期的研究發現，投資在醫療體系對生產力的回報最少達18%，而投資在教育的回報則有2%至18%，而且這類公共投資肯定也能創造大量就業機會。黃金五年只會使本地人才需求有增無減，相比持有美國國債的兩、三厘回報，香港實在沒有理由不增加在醫療、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投資。「如何為下一代投資1000億」將是我們另一個研究課題。
（ 五）改變的意志 —— 黃金五年內唯一拖香港後腿的非在物質而在精神 —— 香港人一直以來引以為傲的自強不息、奮發打拚精神。試回想九七年時，香港每年建造35000個私人單位，還有新醫院、新學校、新鐵路、新商業中心和新市鎮；對比今天，我們不停殺校、年均新落成私人單位只有10000個，更遑論其他大型建築。
本港著名經濟學者王于漸教授曾說：「沒有東西比飢餓更加令人專注。」他指的是五十年代韓戰時期，國際禁運切斷了香港的經濟命脈 —— 轉口港貿易，香港貿易額過了足足十年才完全復甦；這十年間，靈活多變的香港人靠輕工業成功找到自己的一片天空。但時至今日，香港社會已接近全民就業，工資亦水漲船高，香港人不用再憂心溫飽，社會也隨之變得不思進取，如何讓我們每位香港市民重拾求變之心，將是香港黃金五十遇到的一大挑戰。
毋庸置疑，今天香港人的思想已經越來越保守。這個現象並非香港獨有，幾乎所有成熟的經濟體都在面對人口老化而活力消退的問題。不同的是，在全球增長放緩的情況下，香港獨享第二次高增長期。只要我們好好把握，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將改寫我們的未來。
香港必須建立與內地企業的網絡，並吸引他們來香港設立公司。過去數十年我們已擁有與內地企業相當全面的聯繫，在這個基礎上快速增長的空間不大。但我們不應忘記，內地仍有很多企業不了解香港作為服務業中心的能耐，這為我們的發展提供了很大的潛力。當這些企業在香港建立業務，亦會同時引進內地相關的網絡與知識，深化兩地經濟融合。隨著世界經濟重心西向東移，與內地的緊密聯繫將會成為香港在國際市場上的一大賣點。
本地大學應招收更多內地學生，有需要時更應給予他們永久居民身份以作誘因。他們在內地的經驗和網絡對本地人才發展帶來一大助力，同時也能舒緩香港勞動力嚴重不足的問題。
我們現在將評估一下我們對香港黃金五年的期望到底是否現實。香港黃金五十相信，假如我們要充分發揮香港潛能，有五大元素是不可或缺的：
（ 一）商機 —— 在黃金五年內我們不乏商機，投資推廣署的報告便是最佳佐證。
（ 二）私人資金 —— 本地儲蓄和外來的投資都為香港提供了穩定的資金。最近，香港剛剛成為世界上首三大的外地直接投資目的地，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 三）人才 —— 我們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是教育程度最高的一群，加上曾經在海外生活和工作的內地人才，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專業人士，香港實在不缺「腦力」。
（ 四）公共資金 —— 黃金五年帶來的商機加上借貸成本低廉，將會在未來數年帶來可觀的利得稅與地價收入。我們預料，即使我們著力推動公共投資，也未必要動用我們的財政儲備。要緊緊把握黃金五年的機遇，關鍵是香港需要大幅增加服務業相關的基礎建設。香港作為一個成熟的經濟體系，現正經歷第二次高增長，因此我們需要更多醫院、學校、辦公室、購物中心、商業大廈、道路、酒店和旅遊景點配合旅客需求—— 任何新投資都可以輕易回本，獲取可觀回報。美國長時期的研究發現，投資在醫療體系對生產力的回報最少達18%，而投資在教育的回報則有2%至18%，而且這類公共投資肯定也能創造大量就業機會。黃金五年只會使本地人才需求有增無減，相比持有美國國債的兩、三厘回報，香港實在沒有理由不增加在醫療、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投資。「如何為下一代投資1000億」將是我們另一個研究課題。
（ 五）改變的意志 —— 黃金五年內唯一拖香港後腿的非在物質而在精神 —— 香港人一直以來引以為傲的自強不息、奮發打拚精神。試回想九七年時，香港每年建造35000個私人單位，還有新醫院、新學校、新鐵路、新商業中心和新市鎮；對比今天，我們不停殺校、年均新落成私人單位只有10000個，更遑論其他大型建築。
本港著名經濟學者王于漸教授曾說：「沒有東西比飢餓更加令人專注。」他指的是五十年代韓戰時期，國際禁運切斷了香港的經濟命脈 —— 轉口港貿易，香港貿易額過了足足十年才完全復甦；這十年間，靈活多變的香港人靠輕工業成功找到自己的一片天空。但時至今日，香港社會已接近全民就業，工資亦水漲船高，香港人不用再憂心溫飽，社會也隨之變得不思進取，如何讓我們每位香港市民重拾求變之心，將是香港黃金五十遇到的一大挑戰。
毋庸置疑，今天香港人的思想已經越來越保守。這個現象並非香港獨有，幾乎所有成熟的經濟體都在面對人口老化而活力消退的問題。不同的是，在全球增長放緩的情況下，香港獨享第二次高增長期。只要我們好好把握，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將改寫我們的未來。
2011年9月1日 星期四
Never stand up when you can sit down, and never sit down when you can lie down
”新聞工作者（六十年代後期任英國左傾雜誌《新政治家周刊》總編輯）出身的右傾（頭腦簡單時期左傾成熟後傾右，是西方知識分子的「通病」）多產作家保羅．莊遜（1928-）二○○七年出版的散文結集《傑出人物》（P. Johnson:《Heroes: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Mae West》〔美國版的副題則是《從阿歷山大大帝、凱塞到邱吉爾和戴高樂》〕），在記邱吉爾與戴高樂一章中，指出一九四六年初秋，剛考上牛津的莊遜於私人聚會中遇在野（在戰後的大選中敗於工黨）的邱翁，提出這個問題：「邱吉爾先生、大人，請問你認為你的成功應歸功於什麼？」邱翁的即時回應是：「保存精力。可以坐下時不站立，可以臥下時不坐起。」（Conservation of energy. Never stand up when you can sit down, and never sit down when you can lie down.）按原文與七月十六日盧峯於《蘋果日報》的大作所引略有不同。
邱翁這句衝口而出的「雋語」，顯然非他原創，據莊遜的「考證」，其原創者可能是邱翁的同代新聞人物、艷名四播、以經常「爆肚」說些與語帶雙關的成人笑話聞名的荷里活性感偶像梅蕙絲（Mae West, 1893-1980），她說過一段幾乎與此雷同的「反話」（double entendres）：「Walk when I can sit, or sit when I can recline〔真意是I never walk when I can sit, or sit when I can recline〕. I believe in saving my energy-for important things.」最後一句有「性的含意」，這是她的「拿手好戲」。莊遜把梅蕙絲與瑪麗蓮夢露「合論」，在他的筆下，梅蕙絲這位在銀幕上煙視媚行「大膽演出」、身高五呎（一百五十二公分）、身材三十八—二十八—三十八，打扮妖冶垂老不改顛倒色情男卻令常人噁心的艷星，竟然是私生活規行矩步（從不說髒話，不拍裸像，不在舞台或銀幕上接吻）、創意甚盛的電影工作者（演出之外，寫過十多部電影腳本）！
回說邱翁的臥床和坐而不起，並非虛言而是身體力行。莊遜說他像封建時代的貴婦「早上不起床」，當然，與貴婦無所事事不同，邱翁在床上看信（口述回信）讀報和通電話，有時且在床上接見賓客；當坐在一張舒適的椅子上，他便不願起身，這不僅僅指在家裏或辦公室，一九○四年他以英國貿易代表身份在華盛頓拜會（老）羅斯福總統時亦如此，惹得羅斯福大為不滿：「這個小伙子不是紳士，當女士進入室內時他竟不起立！」
在英國近代史上，早上在「床上作業」的名人，數不在少，讀者熟知的經濟學大家凱恩斯是其一。筆者九一年寫〈凱恩斯的投機心法〉（收台北遠景：《經濟家學》）時，指出「在劍大時，他每天早上……必在床上用早餐和讀報，了解天下大事，然後決定外滙及股票買賣（與倫敦的經紀通電話）……」。這種生活方式，至死方休。盥洗前在床上用早餐讀報，似是英國請得起家僕的有閑階級的「陋習」（英國早餐遠比歐陸的多樣化，在床上晉早餐並非易事）。”
原來人的「環保」行為是自古有之，且是成功之道。
邱翁這句衝口而出的「雋語」，顯然非他原創，據莊遜的「考證」，其原創者可能是邱翁的同代新聞人物、艷名四播、以經常「爆肚」說些與語帶雙關的成人笑話聞名的荷里活性感偶像梅蕙絲（Mae West, 1893-1980），她說過一段幾乎與此雷同的「反話」（double entendres）：「Walk when I can sit, or sit when I can recline〔真意是I never walk when I can sit, or sit when I can recline〕. I believe in saving my energy-for important things.」最後一句有「性的含意」，這是她的「拿手好戲」。莊遜把梅蕙絲與瑪麗蓮夢露「合論」，在他的筆下，梅蕙絲這位在銀幕上煙視媚行「大膽演出」、身高五呎（一百五十二公分）、身材三十八—二十八—三十八，打扮妖冶垂老不改顛倒色情男卻令常人噁心的艷星，竟然是私生活規行矩步（從不說髒話，不拍裸像，不在舞台或銀幕上接吻）、創意甚盛的電影工作者（演出之外，寫過十多部電影腳本）！
回說邱翁的臥床和坐而不起，並非虛言而是身體力行。莊遜說他像封建時代的貴婦「早上不起床」，當然，與貴婦無所事事不同，邱翁在床上看信（口述回信）讀報和通電話，有時且在床上接見賓客；當坐在一張舒適的椅子上，他便不願起身，這不僅僅指在家裏或辦公室，一九○四年他以英國貿易代表身份在華盛頓拜會（老）羅斯福總統時亦如此，惹得羅斯福大為不滿：「這個小伙子不是紳士，當女士進入室內時他竟不起立！」
在英國近代史上，早上在「床上作業」的名人，數不在少，讀者熟知的經濟學大家凱恩斯是其一。筆者九一年寫〈凱恩斯的投機心法〉（收台北遠景：《經濟家學》）時，指出「在劍大時，他每天早上……必在床上用早餐和讀報，了解天下大事，然後決定外滙及股票買賣（與倫敦的經紀通電話）……」。這種生活方式，至死方休。盥洗前在床上用早餐讀報，似是英國請得起家僕的有閑階級的「陋習」（英國早餐遠比歐陸的多樣化，在床上晉早餐並非易事）。”
原來人的「環保」行為是自古有之，且是成功之道。
香港 — 黃金五年盛衰關鍵
香港黃金五十發現，現時有三個千載難逢的社會經濟因素正互相契合，為香港帶來新一段高增長期，推動香港公共政策改弦更張。我們的黃金五年從二Ｏ一Ｏ年開始直至二Ｏ一四年，此時前所未有的機遇、資本及人才皆如雨後春筍般湧入香港。剛公布的第二季本地生產總值數據中，實質經濟增長已連續六季超越十年平均值，反映經濟持續擴張；預測今年名義生產總值增幅更高達12.1%，未來兩年後勁亦持續凌厲，是自回歸以來增長最快的時期。
然而，香港現正面臨嚴重的供給限制，寫字樓、商舖及住宅供應已差不多是開埠以來的最緊張時刻。由於預期未來勞動人口將減少，營商成本必然拾級而上。這些勢必困擾香港，以致我們未能把握黃金五年的機遇。
有限的供給將迫使企業分拆其中間及後勤部門，遷往租金較便宜的地區，而香港勞工市場只剩下前線職位。長此下去，中高收入人士的就業情況會變得不穩定，香港服務業的範圍與規模也會受到局限。中產階層的收入增幅將落後於通脹率，令特區政府本已備受挑戰的管治威信雪上加霜；服務業停滯更可能粉碎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美夢。這兩者均會影響所有香港市民的未來。
更尤甚者，正當黃金五年為我們帶來無限機遇、創造更多就業崗位的同時，本港的勞動人口增長卻無法滿足崗位需求。香港現時已接近全民就業，新增需求只會令工資上漲的壓力居高不下，過去數十年從未影響過香港的勞動人口短缺問題也會在黃金五年中急速浮現。
放眼區內，一眾競爭者早已整裝待發，對香港虎視眈眈，一旦我們的經濟因上述供給限制而漸露疲態、企業逐步遷出，我們對手的機會就來了。那些企業將遷移到他們的土地上，而我們則逐漸人去樓空。
各位，這五年實在是香港未來半世紀的盛衰關鍵，這五年的抉擇將決定未來半個世紀的香港何去何從。我們每位香港市民均須盡其責任，我們要制訂並落實許多政策以把握機遇，我們要大幅拓展我們的服務能力，我們要打好根基，使未來半個世紀的香港經濟還能持續擴張，社會還能前進不息，我們的「餅」還能越做越大。
現在只欠東風。香港傳統自強不息的奮發打拚精神近十年來逐漸旁落休眠，甚至已不知所蹤。整裝待發的時候到了，我們必須重拾已沉睡的意志和能力，加緊建設香港的未來，傳承予下一代。
然而，香港現正面臨嚴重的供給限制，寫字樓、商舖及住宅供應已差不多是開埠以來的最緊張時刻。由於預期未來勞動人口將減少，營商成本必然拾級而上。這些勢必困擾香港，以致我們未能把握黃金五年的機遇。
有限的供給將迫使企業分拆其中間及後勤部門，遷往租金較便宜的地區，而香港勞工市場只剩下前線職位。長此下去，中高收入人士的就業情況會變得不穩定，香港服務業的範圍與規模也會受到局限。中產階層的收入增幅將落後於通脹率，令特區政府本已備受挑戰的管治威信雪上加霜；服務業停滯更可能粉碎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美夢。這兩者均會影響所有香港市民的未來。
更尤甚者，正當黃金五年為我們帶來無限機遇、創造更多就業崗位的同時，本港的勞動人口增長卻無法滿足崗位需求。香港現時已接近全民就業，新增需求只會令工資上漲的壓力居高不下，過去數十年從未影響過香港的勞動人口短缺問題也會在黃金五年中急速浮現。
放眼區內，一眾競爭者早已整裝待發，對香港虎視眈眈，一旦我們的經濟因上述供給限制而漸露疲態、企業逐步遷出，我們對手的機會就來了。那些企業將遷移到他們的土地上，而我們則逐漸人去樓空。
各位，這五年實在是香港未來半世紀的盛衰關鍵，這五年的抉擇將決定未來半個世紀的香港何去何從。我們每位香港市民均須盡其責任，我們要制訂並落實許多政策以把握機遇，我們要大幅拓展我們的服務能力，我們要打好根基，使未來半個世紀的香港經濟還能持續擴張，社會還能前進不息，我們的「餅」還能越做越大。
現在只欠東風。香港傳統自強不息的奮發打拚精神近十年來逐漸旁落休眠，甚至已不知所蹤。整裝待發的時候到了，我們必須重拾已沉睡的意志和能力，加緊建設香港的未來，傳承予下一代。
http://www.hkgolden50.org/report/HKGOLDEN50_CHI.pdf
訂閱：
文章 (Atom)